陳 甦:票據質押效力范疇界分辨析

作者: 時間:2022-08-26 10:15:02 來源:《政法論壇》2022年第5期 瀏覽:1133 次

摘要:票據質押規范分別規定于票據法及民法典物權編,其間呈現出規范體系應有的內在統一性,所謂制度沖突完全是闡釋者建構的論述體系所自致。對于票據質押應否界分為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和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認可物權法于此有獨立適用價值的多為票據法學者,不認可物權法于此有獨立適用價值的多為物權法學者。這一學科本業與立論傾向之關聯異于常態的學術現象,反映出語境設置與前見定識可以嚴重影響闡釋過程。利用現行法提供的規范資源,將票據質押效力在票據法與物權法之間作精準界分,既能更有效地提升相關制定法的適用效能,也能更充分地滿足票據質押實踐的制度需求。

關鍵詞:擔保物權;票據質押;票據質權;設質背書;票據權利

 

一、票據質押效力界分問題久論不決及再論必要

 

票據作為貨幣之外信用程度最高的支付工具,既有較強的權利確定性又有較強的可變現性,因而在應用擔保的交易活動中,票據經常被用作權利質押。在《票據法》第35條、《民法典》第440-442條,對票據質押均有所規定;在曾施行的擔保法和物權法中,對票據質押亦有規定。但是,這些法律對票據質押規范的行文表述不一,且呈現出與其他類型質押明顯不同的特點。

首先,票據質押分別規定于兩種性質不同之法律中,一是票據法,如其關于票據質押之規定;二是物權法,如原擔保法、物權法以及現行民法典物權編關于票據質押之規定。盡管我國采行民商合一立法體例,但票據法作為典型商法,其與物權法這一典型民法在立法理念及適用規則上迥然有別。

其次,不同法律對票據質押生效要件之規定不同,票據法規定以設質背書為生效要件,如《票據法》第35條規定,“質押時應當以背書記載‘質押’字樣”;物權法規定以票據交付質權人為生效要件,如《民法典》第441條規定,“以匯票、本票、支票......出質的,質權自權利憑證交付質權人時設立”。兩者規定之內容不同,既導致實務之異見,亦導致學理之歧爭。

再次,票據法關于票據質押生效要件的規定迄今未有變化而物權法有關票據質押生效要件的規定卻幾經變化。如《擔保法》第76條規定,“質押合同自權利憑證交付之日起生效”,該規定亦適用于票據質押;《物權法》第224條規定,“質權自權利憑證交付質權人時設立”,該規定亦適用于票據質押;《民法典》第441條雖然也規定“質權自權利憑證交付質權人時設立”,卻又附加“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笨雌饋砦餀喾▽ζ睋|押效力的規定不斷校正,但卻在規范表達上蘊含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特別是《民法典》第441條中“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用語與《物權法》第224條規定相比,反倒柔化了物權法上票據質押效力規范的簡明性。

對于票據質押的生效要件,當前立法表面上似乎沒有給出統一的確定方案,由此導致司法審判實踐中對票據質押效力判定的猶疑與歧見。在處理票據質押效力時經常面臨的問題是:以票據為質物的質押是否一概以在票據上作設質背書為必要;或具體而言,未經設質背書而單純將票據交付質權人占有的質押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就此問題并未在學理及實務上形成一致見解,主張該項質押無效者有之,主張該項質押有效者亦有之,且雙方持論勢均力敵。此項討論至今莫衷一是,而票據質押實踐卻并不因學理分歧而稍作等待。為形成裁判上的統一見解,司法解釋不得不做專項規定以期統一處理。但歷次司法解釋并未有效解決票據質押的效力判斷問題,甚而強化了票據質押效力判斷上的疑惑與混淆。

其一,2000年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審理票據糾紛規定》)第55條規定,“以匯票設定質押時,出質人在匯票上只記載了‘質押’字樣未在票據上簽章的,或者出質人未在匯票、粘單上記載‘質押’字樣而另行簽訂質押合同、質押條款的,不構成票據質押?!币榔湟幎?,未作設質背書的票據質押只是“不構成票據質押”,但并未明確否認其可另行構成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秾徖砥睋m紛規定》之解釋對象限于《票據法》,其第55條中“不構成票據質押”的解釋語境亦應限于票據法范疇。也就是說,未作設質背書的票據質押是否構成物權法上的質押,并不能依據票據法及《審理票據糾紛規定》第55條進行判斷。

其二,2000年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擔保法解釋》)第98條規定,“以匯票、支票、本票出質,出質人與質權人沒有背書記載‘質押’字樣,以票據出質對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币馈稉7ń忉尅返?/span>98條預設情形,如果票據質押“背書中未記載‘質押’字樣的,質權人雖僅享有質權,但在對外關系上,其如同所有人,也就是說,如果質權人轉讓證券,善意第三人可取得所有權?!睋丝梢?,《擔保法解釋》第98條的預設情形是以未作設質背書的票據質押有效為前提的:一是認可未作質押背書的票據占有人為“質權人”;二是如果設質票據未經質權人轉讓,即不存在對抗第三人之情形。因此,只是在質押有效而質權人又擅自將設質票據轉讓第三人的情形下,才有所謂“對抗善意第三人”事項需要司法處理。

其三,在202011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擔保部分的解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民法典擔保解釋(意見稿)》)第57條第1款規定,“以匯票出質,未以背書記載‘質押’字樣,質權人僅以匯票已經交付為由主張質權已經設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痹擁椊忉屖俏醋髟O質背書票據質押效力事項的最為激進的處理方案,明確否定了未作設質背書匯票質押的一般法律效力。據此方案,實際等于在票據質押效力判斷范疇,直接否定《民法典》第441條中“質權自權利憑證交付質權人時設立”的規范適用價值。

其四,202012月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以下簡稱《民法典擔保解釋》)緩和了《民法典擔保解釋(意見稿)》的見解,其第58條規定,“以匯票出質,當事人以背書記載‘質押’字樣并在匯票上簽章,匯票已經交付質權人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質權自匯票交付質權人時設立?!痹摋l規定的票據質押效力判斷情形,既有設質背書事項又有質物交付事項,試圖兼顧票據法與民法典關于票據質押效力的規定。但進一步的分析表明,這一規定不僅沒有達到規范兼顧的預期目的,反倒增大了處理票據質押效力案件時潛在的規范沖突和思路分歧。

細究之,《民法典擔保解釋》第58條規定存在嚴重的解釋效益倒置問題,表現為其正向解釋的應用效益為零,而反向解釋的應用效益為負。所謂“正向解釋的應用效益為零”,是指在該項規范的假定情形中,匯票上作設質背書并交付質權人后,其匯票質押已然設立,無論學理還是實務對此均未見爭議,完全不需以司法解釋專此言明。所謂“反向解釋的應用效益為負”,是指據該項解釋可引申出相反假定情形的處理方案,但處理結果及效果反倒不明,或者說反倒不如不作司法解釋?!睹穹ǖ鋼=忉尅返?/span>58條的反向解釋可針對兩種假定情形:其第一種情形,持票人已作設質背書但未將匯票交付質權人,其質權設立效力如何;其第二種情形,持票人未作設質背書卻已經將匯票交付質權人,其質權設立效力如何。就其第一種情形而言,依《民法典擔保解釋》第58條可推導出,如果設質背書票據交付則質權設立,如果未交付則質權未設立。但該項解釋的此種引申意義并無任何應用價值,因為根據《票據法》第27條第1款規定,“持票人可以將匯票權利轉讓給他人或者將一定的匯票權利授予他人行使?!逼涞?/span>3款又規定“持票人行使第一款規定的權利時,應當背書并交付匯票?!笨梢?,票據行為本身就包括記載與交付兩個階段,“票據在依法記載完成后,必須由票據行為人將票據交付與持票人?!敝蛔鳌百|押”記載而未將票據交付則票據質押行為并未完成,該設質背書當然不生效力,其匯票質權亦當然不能設立??梢?,票據法已明確規定票據質押時既要作成設質背書又要交付,即票據質押效力事項依票據法已能充分明確,完全不必由司法解釋再行明晰以作蛇足。就其第二種情形而言,倒是實踐中經常發生卻沒有確定處理方案的,也是司法實務中確實需要通過解釋明晰的問題。但依字面含義的邏輯推論,根據《民法典擔保解釋》第58條,已作設質背書的匯票交付質權人的,其質權設立;未作設質背書的匯票交付質權人的,自應認定其質權沒有設立,即不生匯票質押的效力。但這種邏輯推論不僅難以找到明確的法律依據,也難以從司法解釋的態度演變中獲得確認。因為如果該司法解釋有“未作背書的匯票質押無效”的原初含義,就完全不必取消《民法典擔保解釋(意見稿)》第57條的原定方案。但是,既然明面上否定了取消《民法典擔保解釋(意見稿)》第57條的原定方案,卻又能從《民法典擔保解釋》第58條中反向得出原方案的含義。這種含義模糊、定則猶疑的做法,是司法解釋經驗史上少見的事例。

以上情形可謂:“物權法與票據法的規定不一,相關司法解釋相互矛盾,學者間更是見解紛呈?!钡两駷橹?,學界意見并未統一。民法典頒行后,相關釋義或評述亦未就此統一見解。筆者認為,問題的真正解決方向或許在于對票據質押效力事項處理思路的質疑:為什么一定要在票據質押效力上尋求票據法規范與物權法規范的外在統一;分別以票據法和物權法判定票據質押的效力,究竟會導致民法體系的外在割裂還是依然能夠實現內在統一;對票據質押區分為票據法上質押和物權法上質押,究竟是提高還是降低了票據的使用效率,究竟是強化還是弱化了市場交易安定;如此等等。當然,進一步的追問就是,在票據設置問題上,論者們何以產生截然不同的觀點;除了學術視野、價值取向以及論證邏輯上的差異之外,是否還有語境設置交疊偏差導致的觀念沖突及立論并峙。

本文就是要回答上述這些問題,以圖在學理上再次闡釋民事行為的法律效力須依法律語境而定的認識,以及如何把握不同法律規范的外在分置與內在統一的關系,并為實務上對未經設質背書的票據質押效力提供更為合理的判定規則,以有助于票據質押效力糾紛案件的妥當處理。

 

二、票據質押效力“歸一論”與“并行論”及其學科偏向錯位

 

因票據質押事項分別規定于票據法和民法典物權編,其自然既受票據法規范又受物權法規范。于是在票據質押效力的認定上,如何對待票據法和物權法的適用效能,就體現了闡釋者內蘊的票據法與物權法的知識交疊。因闡釋者對票據法或物權法的知識體系選擇偏好,以及其預設場景、觀察視點、分析思路及價值選擇不同,可能產生兩種截然相反的闡釋思路與立論傾向。

對于票據質押,尤其對于未作設質背書即交付質權人占有的票據質押,如果依據票據法認定該項質押沒有法律效力,據此也認定其沒有物權法上的效力,這與其說是優先適用票據法,不如說是僅僅適用票據法。因為在此情形中,完全排除了物權法對票據質押效力認定的獨立適用效能,即將未作設質背書票據質押的效力判斷,歸一于票據法的適用效果。對于這種學理觀點及實務處理方式,筆者稱之為“歸一論”。而在另一種效力判斷思路中,對于票據質押,即使依據票據法認定其質押沒有法律效力,但只是將此認定效果限于票據法適用范疇,并不否認該質押情形仍可另行依據物權法再行效力判斷,其間或可依據物權法而構成有效質押。這就是在進行票據質押效力判斷時,優先適用票據法但并不排除物權法的另行適用,而只是將物權法適用置于居次地位,即票據法和物權法分別具有獨立的效力判斷適用價值。對于這種學理觀點及實務處理方式,筆者稱之為“并行論”。對于“歸一論”與“并行論”之觀點劃分情形,學界常對應稱之為“一元論”與“二元論”。筆者之所以用“歸一論”“并行論”作為分類表述名稱,并不是為了在術語使用上別出心裁,而是為了更好地反映持論者見解的潛在內涵:“一元論”“二元論”更強調論述對象的客觀本性,意味著持論者不過是把客觀的法律事實予以揭示;而“歸一論”“并行論”則更強調論述主體的主觀傾向,意味著持論者是在對客觀的法律事實賦予主觀意圖。在“歸一論”者看來,“票據質權中,作為體現票據關系的設質背書行為之作成與效力應依票據法來處理,而物權法只規范作為票據質權原因關系的質權合同以及作為物權變動一般要件的單純交付?!币蚨J為,“票據質權應以設質背書為生效要件?!庇诖送蒲?,未作設質背書的票據質押是無效的,而且是既沒有票據法上的效力也沒有物權法上的效力,因為“不允許票據法、物權法各搞一套票據質押規則?!?/span>

在“并行論”者看來,“票據質押不等于設質背書或者質押背書,以票據設定質押可以采取背書的方式也可以不采用背書的方式?!备鶕J定票據質押效力的法律范疇,其可以界分為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和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因為“票據法規定了票據權利轉讓的方式背書。同時票據法也并沒有否定依照一般民事債權轉讓方式轉讓票據權利的可能性?!庇诖送蒲?,未作設質背書票據質押僅在票據法上可認定其無效,但因其情形中票據所載財產權利仍具有可轉讓性,則可依據物權法對其質押效力另做獨立判斷,或可無效亦或可有效,均須依物權法上質押規范而定。

無論是“歸一論”者還是“并行論”者,其立論都有系統而深刻的論證體系加持。筆者如果按照通常論證結構闡釋自己的觀點,無論是偏向“歸一論”抑或“并行論”,實際上也不能改變兩派觀點學術對峙之勢能對比。但是,在認真研讀既有相關著述的過程中,筆者卻發現了一個頗有意味的學術現象:就是持“歸一論”者多是民法學者特別是以物權法為本業的學者,而持“并行論”者多是商法學者特別是以票據法為本業的學者。如果專業偏好對學術觀點會有一定影響的話,那么按照常理與經驗,學者的學術主張通常會呈現偏向自己所在專業領域的知識優勢與立論方向。但是在票據質押論域,其情形卻是截然相反:持“歸一論”的物權法學者卻是主張票據質押效力單一由票據法規范,而排除物權法規范票據質押效力的獨立價值。也就是說,物權法學者在票據質押效力闡釋上,并不傾向因其學科本業而生的物權法偏好,反倒傾向票據法在效力判斷上有獨占的優勢地位。持“并行論”的票據法學者倒是主張物權法具有規范票據質押效力的獨立價值,而將票據法的規范效能僅局限于設質背書的場合。也就是說,票據法學者在票據質押效力闡釋上,也不傾向因其學科本業而生的票據法偏好,反倒傾向物權法在效力判斷上有獨立的專屬地位。

從上述情形中,就可析出一個對特定闡釋現象進行再闡釋的論域:闡釋者前見通常會影響其闡釋路徑及闡釋結論,但是,闡釋者前見因何在票據質押論域產生出乎常態的論證作用及學術結論。僅就票據質押效力界分論域,“歸一論”及“并行論”在持論者的立論方向與專業偏好之間,何以有與其學科本業位屬截然相反的情形。解開這一學術現象之謎,或許是確定“歸一論”與“并行論”何者立論更為科學合理且更適合票據質押應用實踐的關鍵。

 

三、“歸一論”與“并行論”的語境設置及互釋效果

 

基于票據質押效力界分論域持論者學科位屬與立論偏好錯置的事實,即主張票據法在效力認定上有獨占地位的“歸一論”者多為物權法學者,而主張物權法在效力認定上亦有獨立地位的“并行論”者多為票據法學者,本文提出這樣一個學術假定:對票據質押效力范疇的觀念認識不一,基本上是持論者之間的闡釋語境設置不一以及闡釋語言釋義不一而造成的。析而言之,票據質押之效力界分問題須在票據法與物權法雙重語境及知識互釋中展開討論,但持“歸一論”的物權法學者與持“并行論”的票據法學者在語境設置和詞語互釋上有不同的前見效應?!皻w一論”者往往是以物權法語境覆蓋票據法語境,并以物權法術語含義釋解票據法中相同詞語的概念內涵,即表面上用的是票據法詞語及通常釋義,但潛意識上還是以物權法思維建構論證體系,用一般民法思維去解析票據法問題。持“并行論”的票據法學者卻基本上能將物權法語境與票據法語境明確區隔,并將票據法術語含義區別于物權法中相同詞語的概念內涵。

(一)票據上權利的屬性轉換及意定選擇

票據質押屬于權利質押,是以票據上所載財產權利出質,該項財產權利在法律性質上屬于債權。但其有如下特點:其一,票據上所載之債權在本質上當然屬于民法上之債權,但在票據法范疇,將票據權利(即票據債權)與一般民事債權相區別,卻是票據法知識體系的一個建構原點。其二,票據上所載之債權具有可轉換性,可以在票據權利與一般民事債權之間做性質轉換。如《票據法》第18條規定的,“持票人因超過票據權利時效或者因票據記載事項欠缺而喪失票據權利的,仍享有民事權利?!痹擁椕袷聶嗬礊橐话忝袷聜鶛?。須注意的是,這既不是一張票據上同時記載兩個債權,也不是所載一個債權同時具有雙重性質,而是票據上所載單一權利因其構成要件變化而或為票據權利或為一般民事債權。其三,票據上所載債權究竟為票據權利抑或一般民事債權,須依票據法由票據當事人意思而定?;驗榉e極意思,如以票據行為而設定或處分票據權利,或單純交付以一般民事債權處分之;或為消極意思,如當事人記載錯誤,或因怠于行權而罹于時效等。對票據上所載債權的性質及特點認識不同,對未作設質背書而單純交付占有的票據質押效力,就會產生效果截然相反的認定。

在“并行論”者的票據法知識體系中,票據上所載債權天然具有性質轉換性,當然可以因其性質轉換而分別構成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和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雖然作為質物的票據是記載特定財產權利的一張紙,但票據質押在本質上不是出質票據這張“紙”,而是出質這張紙上記載的財產權利。如果在票據質押時做設質背書,當事人旨在出質之財產權利就是票據權利,其質押效力須依票據法來認定;如果在票據質押時沒做設質背書而只是單純交付占有,當事人旨在出質之財產權利就是一般民事債權,其質押效力須依物權法來認定。因此,基于票據上所載財產權利的性質轉換性,以票據法知識體系釋解票據質押效力時,其必然界分為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和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

“歸一論”者往往以一般民法思維釋解票據法問題,用一般民事債權的性質、特點及處分方式來解析票據上所載之財產權利,自然不認可票據上所載債權的轉換性,尤其不認可當事人在此方面的意定選擇能力。如:將票據質押標的固視為同一對象,認為“同一調整對象,不能容忍兩種不同的調整方法。自相矛盾的法律規定一旦形成,難以形成統一認識,必然導致同案異判?!辈⒄J為“并行論”觀點的錯誤即在于,“把票據權利的性質屬于債權誤解為票據可以代表兩種權利,一為票據權利,一為普通債權?!庇袑W者針對“依照擔保法或物權法設定的票據質權的客體是普通債權,依照票據法設定的票據質權的客體是票據債權”的“二元性”觀點,認為將票據權利出質的,“無論是基于擔保法或物權法的規定,還是基于票據法的規定,都屬于在票據權利上設定質權,不存在票據質權客體的‘二元性’?!薄皻w一論”認定一張特定票據只能代表一個性質固化的票據權利,并且否認票據所載財產權利視情形可以做性質轉換。當把一張票據所載的財產權利視為只能是一種性質的債權時,其必然認定只能有一種票據質押,并且由于票據法的特別法性質,則在法律適用上只能認可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但是,“歸一論”對待票據所載權利在性質上固化的觀點,明顯不符合《票據法》第18條規定的情形。根據該條規定,票據所載權利性質本就是視情形而定,或為票據權利,或為一般民事債權?;谔囟ㄆ睋涊d而生之同一社會關系可在觀念上析解為經濟關系和法律關系,票據所載款項由一人移轉或將要移轉給另一人構成物質性的經濟關系,而與之相應的是民事主體以其意思附著于經濟關系之上觀念性的法律關系。因此,票據上所載之財產權利是一種觀念事實而非物質事實,作為觀念事實的票據所載之財產權利,當事人當然可以其經濟目的而通過意思表示設為票據權利或一般民事債權。在為擔保目的處分票據時,如以票據權利處分之,則做設質背書;如以一般民事債權處分之,則不做設質背書而以單純交付質權人占有。由此看來,“并行論”之立論基礎更符合民事權利之本質,并更體現意思自治以提高票據利用效率。

(二)票據質押論域中語境既設的意義效果

在闡釋票據質押效力的場域,闡釋者用語概念的界定是與既設語境相關聯的。通常而言,在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下,民商法論者之間的語境設置基本是重合的,盡管對于所持觀點及表述術語的前見定識或有不同,但絕大多數論者所言都處于相互“聽得懂”的情形中。但是,當論域及于票據質押范疇時,其情形則大為不同,因為持論者的既設語境往往處于物權法范疇與票據法范疇相互交疊狀態。由此引發出物權法范疇與票據法范疇的用語相同但涵義尤其是引申意義不同,并且通過專業固化形成論者的前見定識差異甚至是底層思維邏輯差異。導致此種情形的根本原因在于,票據法是與一般民法包括物權法差異最大的商法,其規范建構理念及其術語表達與一般民法相當不同,尤其是存在詞語表面上與一般民法相同但票據法上涵義卻相當不同的情形。這里以票據質押有關的一對詞語,即“轉讓”與“不得轉讓”為例,闡釋因語境差異而致立論有別的現象。

在票據法范疇,票據規范中的“轉讓”與“不得轉讓”,其約束力所及限于票據法適用范圍,并不擴及一般民法的適用范圍。因此在票據法的知識語境中,所謂票據“轉讓”或“不得轉讓”,其效力判斷只在票據法上有意義。即按照票據法規則進行的票據轉讓,則產生票據法上的效力;不按照票據法規則進行的票據轉讓,只是不產生票據法上的效力,并非不產生一般民法上的效力。例如,出票人可以在匯票上記載“不得轉讓”字樣以約束持票人轉讓票據,但“如果持票人又轉讓的,不發生票據法上轉讓的效力,僅發生一般債權轉讓的效果?!奔础安环恋K該匯票仍得進行票據外的轉讓,亦即依一般債權轉讓方式”??梢?,對于出票人記載“不得轉讓”的票據,只是該票據轉讓沒有票據法效力,受讓人不能獲得票據上所載之票據權利;但是該票據在一般民法范疇仍得轉讓,受讓人所獲得的只是一般民法債權。以票據法知識體系并在票據法語境來論,“從可轉讓性而言,禁止轉讓票據仍然具備質權標的的要求,因此可以入質?!奔热怀銎比擞涊d“不得轉讓”的票據也是可以質押的,只是質押的財產權利不是票據權利,而是一般的民事債權;因而舉重明輕,對于沒有記載“不得轉讓”的票據,若以單純交付占有方式進行質押,當然仍可構成物權法上的質押。但是,“歸一論”者往往在一般民法語境中對待使用票據“轉讓”或“不得轉讓”的詞義,認為票據法上的票據“轉讓”或“不得轉讓”不僅有票據法上的意義,同時也有一般民法上的意義。如對于有出票人“不得轉讓”記載的票據,“歸一論”者認為,“持票人不得以背書或者其他方式將票據權利轉讓給他人行使,票據的流通完全喪失?!逼渲械摹捌渌绞健?,理解上應是民法上許可的方式。既然如此,“當事人以記載‘不得轉讓’字樣的票據出質的,質押無效?!?/span>

只有能夠明確區分票據質押效力的識別范疇及認定語境,才能對與其有關的法律規范形成準確的理解。例如,依據《審理票據糾紛規定》第53條規定,“依照《票據法》第27條的規定,出票人在票據上記載‘不得轉讓’字樣,其后手以此票據進行貼現、質押的,通過貼現、質押取得票據的持票人主張票據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痹擁椊忉屧谄睋ㄕZ境中分析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法院只是對持票人主張“票據權利”不予支持,至于持票人據此主張“一般民事債權”時的法院態度,則不在審理票據糾紛規定的解釋范疇之內。如果以民法意義理解該項解釋的詞義,則會得出在該情形中持票人也不得主張一般民事債權的結論,而這一結論則是混淆了語境與語義。這是因為:其一,這屬于超范圍理解審理票據糾紛規定,因該規定的宗旨只是“為了正確適用票據法”;其二,這屬于混淆了票據權利與一般民事債權的區別,而將票據上所載財產權利依情形視為票據權利或一般民事債權,則是票據法知識體系的底層結構;其三,這是闡釋者以一般民法語境混合疊一票據法語境,而明確區隔一般民法語境與票據法語境并在兩者之間實現有效轉換,是有效闡釋票據使用規則和法律適用方法的邏輯前提。

(三)票據法與物權法適用關系的結構設置

盡管我國采行民商合一之立法體例,但就票據法與物權法而言,前者為典型之商法,后者為典型之民法。因票據質押之法律規定分別處于票據法和物權法,在認定票據質押效力時,須得處理票據法與物權法之間的適用關系。

《民法典》第441條規定,“以匯票、本票、支票、債券、存款單、倉單、提單出質的,質權自權利憑證交付質權人時設立;沒有權利憑證的,質權自辦理出質登記時設立。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痹摋l中的“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確立了認定票據質押效力時的票據法優先適用規則,因為“法律另有規定”中的法律顯然是指票據法。但是,這并不能據此否認物權法在確定票據質押效力方面的獨立適用價值,因為特別法優先適用規則并不當然否定一般法的適用價值。在法律適用上,就一般法與特別法之關系而言,有兩種結構:一是排除式,即在法律適用時如有特別法可供適用之情形,就只適用特別法,而不再適用一般法;另一是居次式,即在法律適用時如有特別法可供適用之情形,先行適用特別法,而居次適用一般法。在票據質押場合,“歸一論”者視野中物權法與票據法之適用關系顯然是排除式的,對票據質押是否有效力只須依票據法認定,從而排除物權法的獨立適用價值;“并行論”者視野中物權法與票據法之適用關系顯然是居次式的,對票據質押是否有效力須先行依票據法認定,如果依情形不須依票據法認定或者依票據法認定無效時,再行依據物權法認定該項票據質押是否有效。

在票據質押的效力認定上,“并行論”者均依特別法與一般法關系處理原則做適用選擇。但“歸一論”者則不然,或者否定票據法與物權法之間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如認為“從票據法對票據質權設立所做的規定與擔保法對票據質權設立所做規定角度而觀之,不能確定哪一項規定屬于一般法,哪一項規定屬于特別法?!被蛘J為兩法之間雖然是特別法與一般法之間的關系,但是,“擔保法的功能僅限于規范票據質押的原因關系,......在票據質押中,作為體現票據關系的質押行為之完成及效力要依據票據法來處理,而作為其原因關系的質押合同卻只須由擔保法來規范”;“物權法擔保物權編調整票據質權的原因關系,而不調整票據關系。票據關系由票據法調整......而物權法只規范作為票據質權原因關系的質權合同以及作為物權變動一般要件的單純交付?!?/span>

筆者認為,在票據質押場合,票據法與物權法之間屬于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至為明顯。首先,從立法本意來看,《民法典》第441條起草時,因“有的代表提出,票據法對匯票質押等有專門規定,建議與之相銜接”,所以“增加規定: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為此,其他法律對于以匯票、本票、支票等出質的權利質權的設立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逼浯?,從票據法與物權法對票據質權規定來看,其間亦反映出明顯的特別法與一般法之關系。如對于質權設立要件,票據法是以設質背書方式交付票據,物權法只是單純交付票據;再如對于質權實現方式,票據法是由質權人直接行使票據權利,物權法則是按照通常質權規則實現票據上所載債權。再次,票據法與物權法之間的關系也不是票據關系與原因關系之間的關系。票據質押合同固然屬原因關系,但其既是票據法上票據質押的原因關系,也是物權法上票據質押的原因關系,完全依其質押合同旨在設立票據法上質權或物權法上質權而定。有學者此前所認為的,“《擔保法》第76條與《票據法》第35條并不矛盾,也非分別適用票據基礎關系和票據法律關系,而是對以不同方式設定票據質押分別進行的規范”,該理念同樣適用于現今票據質押場合的票據法與物權法的關系。

“歸一論”否定或別解在票據質押方面票據法與物權法之間的特別法與一般法關系,實際上是在認定票據質押效力時,排除物權法的獨立適用價值,這并不符合《民法典》第441條的立法本意。因為若不認可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民法典》第441條在預設以票據出質的情形時,就不必規定“質權自權利憑證交付質權人時設立”,而只須將該項情形單列一款并規定票據質權自權利憑證“背書交付”質權人時設立即可。按照《民法典》第441條對票據出質情形的處理方式,先以“質權自權利憑證交付質權人時設立”確立票據質押的一般法效果,從而肯定物權法對票據質押事項的獨立適用價值;再以“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的適用規則,確立票據法的優先適用地位。于此看來,“并行論”對物權法與票據法之居次適用關系的把握,更符合《民法典》第441條的立法本意,即肯定了物權法對票據質押的獨立適用價值,也滿足了票據法在認定票據質押效力時的優先適用地位??梢哉f,“歸一論”與“并行論”爭議的根底所在,是對物權法與票據法適用關系結構的認知不同,以及因此而生的對票據質押效力范疇的認知不同。在“并行論”者看來,一個票據質押是否有效,應依效力認定時所適用的法律而定,其效力認定效果也僅限于該法律范疇。如認定票據質押無效,僅僅是指該項質押沒有票據法上的效力,至于在物權法上有無效力,則須依物權法另行認定。而在“歸一論”者看來,若票據質押在票據法上無效,亦產生在一般法如物權法上無效的法律效果,這是把特別法范疇的適用效果直接遷移到一般法范疇中。實際上,所有的法律效力判斷都與特定的法律相關,當我們聲稱某個行為“沒有法律效力”時,實質上都是在指該行為沒有某個特定法律上的效力。只是因語境設置同一且無疑,使我們在描述某個行為的法律效力之有無時,省略了特定法律的名稱。

持“歸一論”者擔心,如果將票據質押界分為票據法上的質押和物權法上的質押,會導致法律適用上的沖突。但是,按照“并行論”預設的物權法與票據法的居次適用關系,在分別以物權法和票據法認定票據質押效力時,不存在任何法律規定或法律適用上的沖突。例如,當以一張特定票據設立質押時,如果其上有設質背書,則適用票據法認定其質押效力;如果其上沒有設質背書,或者雖有設質背書但其背書行為無效,則適用物權法認定其質押效力。由此可見,若將票據質押界分為票據法上質押和物權法上質押,雖然票據法與物權法對票據質押生效要件的規定不同,但其間不僅在立法上沒有任何內在沖突之處,而且在法律適用上亦無任何齟齬拮抗之處?;蜓浴捌睋ㄅc物權法之間的不同規定僅僅是表面差異,而并不存在本質上的矛盾?!?/span>

 

四、票據質押效力界分后適用情形的體系化整理

 

無論是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還是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各有各的存在依據,其上質權也各有各的實現方式。惟其如此,法律將票據質押分設為票據法上的質押和物權法上的質押,才有規范意義和立法價值。也惟其如此,將票據質押效力在票據法和物權法之間予以界分,才符合現行法體系下有關票據質押效力的法律得以有效適用的客觀需要,而不僅僅是闡釋者囿于學術推理證成的主觀想象。

在票據質押效力論域所謂沖突者,從來就沒有發生在作為闡釋對象的法律規范之間,而只是發生在闡釋者對闡釋對象的觀念形成之間,而且這種觀念形成過程中產生的差異及沖突,主要是因闡釋者之間的語境偏差及前見固化所造成的。因為現行法已經為兩者界分建構了合理且體系化的制度方案,只是我們在觀念上缺乏對票據質押現行法體系的精準理解與系統表達。我們應在語境校正與前見互釋上,妥善建構票據質押效力界分規則的表達方案,以體現并提升票據質押現行法規定的體系效益。

首先,在票據質押論域,闡釋者應當有一般民法語境與票據法語境的明確區隔意識,明晰相同詞語在不同法律語境中的不同含義,并且做到在闡釋過程中因語境遷移而恰當互釋。其次,應當充分認識到,無論是票據法還是物權法,其對票據質押的規定都有獨立的立法效益,票據質押效力要依據票據法或物權法各自做獨立的判斷。再次,對于票據質押的效力,要先行依據票據法判斷,物權法判斷處于居次地位。在認定一項票據質押沒有票據法效力時,不能進而認定該項票據質押一概沒有法律效力,而應適用物權法以確定其是否有物權法上的質押效力。

雖然在票據質押效力認定范疇,票據法與物權法均有獨立適用的價值,但因構成要件上的關聯性,兩個法律分別適用的認定結果之間仍存在一種互驗關系。簡而言之,對于票據質押,依票據法認定為有效的,在物權法上亦為有效;依物權法認定為有效的,在票據法上不一定有效。反之,對于票據質押,在票據法認定為無效的,在物權法上不一定無效;在物權法認定為無效的,在票據法上亦為無效。掌握這種互驗關系的判斷規則,一是可以加深對票據質押效力界分的理解,二是可以提高實務中對票據質押效力判斷的效率。

將票據設質區分為票據上的票據質押和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表明在現行擔保物權體系中存在兩種票據質押模式,兩種票據質押有不同的質權表達與實現方式。一種是在票據法體系中存在、運作與實現的擔保物權,另一種是在物權法體系中存在、運作與實現的擔保物權。雖然無論是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還是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出質人都是以其擁有的票據所載金錢債權設質,但因其質押構成所居規范體系不同而呈不同的財產權利性質,或為票據法體系中用以出質的票據權利,或為物權法體系中用以出質的一般民事債權。于此而言,兩種票據質押分別建構于票據法范疇和物權法范疇,其運行機制呈現很大不同。

1.兩種票據質押的質權行使對象不同

構成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其質權標的是票據權利,而票據權利包括付款請求權和追索權。因而其質權人在行使質權時,可以向任何票據債務人行使。如果質權人行使付款請求權,則可以直接向票據付款人或承兌人主張權利;如果質權人行使追索權,則可以向設質背書人及其前手直至出票人主張權利。質權行使的對象越多,則質權實現的可能性越大。因而與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相比,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對質權人更為有利。構成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因其質權標的為一般民事債權,質權人在行使票據質權時,其主張對象的范圍將少于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這是因為,質權人行使的質權標的是一般民事債權,其只是付款請求權,而不包括追索權。所以物權法上票據質押的質權人在行使質權時,只能向票據的出票人或承兌人請求付款。

須注意的是,物權法上票據質押的質權行使,在形式上與票據法上的利益返還請求權相類似,但其性質上則有所不同。按照《票據法》第18條規定,“持票人因超過票據權利時效或者因票據記載事項欠缺而喪失票據權利的,仍享有民事權利,可以請求出票人或者承兌人返還其與未支付的票據金額相當的利益?!辈蛔鲈O質背書而以單純交付占有來設定質押,在表面上符合《票據法》第18條中“因票據記載事項欠缺”的情形假定,但物權法上票據質押的質權人并非該條所謂的“持票人”。因此,物權法上票據質押的質權在其實現時,所適用的法律不應是《票據法》第18條,而應依通常債權質押的質權實現方式選擇適用法律。

2.兩種票據質押的債務人抗辯限制不同

若以債權作為質押標的,質權人在行使質權時要面臨債務人抗辯風險。這是權利質押機制的當然構成,為票據質押亦然如此。但因票據法上票據質押與物權法上票據質押之效力界分,兩者質權實現時面臨的抗辯構成是不同的。在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對其質權實現的抗辯限制與票據抗辯規則無異。因質權人行使質權時向票據債務人主張的是票據權利,因此在票據債務人行使抗辯權方面,人的抗辯同樣被切斷。于此情形,票據債務人面對質權人的權利主張,不得以其與出票人或者與持票人的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來對抗質權人。與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相比,質權人在票據法范疇行使質權所面臨的抗辯風險要小得多。在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對其質權實現時的債務人抗辯則無特別限制。因為質權人在行使質權時,得以主張的是一般民事債權,質權人無論向哪個請求對象主張權利,該請求對象基于票據關系及其基礎關系得以行使的抗辯,都可以對質權人行使。而且設質前“票據背書轉讓次數越多,受讓人可能受到的抗辯也就會越多”。因此與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相比,質權人在物權法范疇行使質權所面臨的抗辯風險要大得多。

3.兩種票據質押的質權實現方式不同

在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當質權人得以行使質權時,因其依設質背書而為持票人,因而質權人可以持票人身份直接向各票據債務人行使票據權利,而不須另行通過民事訴訟程序。具體而言,質權人作為設質背書的被背書人,在行使質權時得“以自己的名義,為自己的利益,為行使票據權利的一切行為,例如提示票據、請求付款,受領票款、作成拒絕證書,行使追索權,乃至進行訴訟等?!币虼?,為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質權人行使質權極為方便,其質權實現的可能性較大。

在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因質權人并非票據上記載的持票人,因此質權人只能通過民法上擔保物權制度及相關訴訟程序行使其質權。根據《民法典》第436條第2款的規定,“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或者發生當事人約定的實現質權的情形,質權人可以與出質人協議以質押財產折價,也可以就拍賣、變賣質押財產所得的價款優先受償?!币虼嗽谖餀喾ㄉ系钠睋|權實現時,質權人必須與出質人達成協議方能實現權利;如果與出質人協議不成,而質權人又非設質票據之持票人,其只能通過民事訴訟程序主張權利。有“歸一論”者認為,“出質人行使票據權利不是一項義務,也不是一種責任,而是一種權利。權利不能被強制。權利不行使不能通過法院依訴訟程序強制其行使?!痹擁椪J識與現行法律體系及其運行實踐不相符。我國民事訴訟法專有“實現擔保物權案件”這一特別程序。根據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物權法上票據質押的質權人要通過訴訟程序實現質權,須向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提出申請,經“法院審查質押合同的內容,以及票據轉移占有的事實,如確認票據質權合法無誤,則應判決質權人代行出質人的票據權利?!狈ㄔ翰门兄锌删唧w適用之法條包括:(1)依據《民法典》第440條、第441條,認定質權人之票據質權成立且合法有效;(2)依據《民法典》第535條,認定質權人得以行使代位權,得以自己的名義代位行使出質人依設質票據所載之財產權利。

 

五、票據質押效力界分的應用情形預設

 

將票據質押在效力上界分為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和物權法上的質押,并不是學術范疇中一種觀念形式的制度設想,而是將現行擔保規范體系中本就蘊涵的制度安排予以歸納表達的結果。與此而言,“歸一論”實際上消解了票據質押制度的體系效益,而“并行論”則是充分表達了票據質押制度的體系效益。但是,對于制度安排的歸納與表達旨在提高法律的應用效益,如果票據質押效力界分不能得到法律應用的實踐回應,那么“并行論”的制度表達即使再透徹,也不如回到“歸一論”以求安穩。所幸實際生活中確有應用“并行論”的強烈制度需求,只是在票據質押效力論域缺乏對相關生活模態的深度發掘與合理想象。在制度預設的一般意義上,市場經濟活動中的擔保形式越多,當事人對擔保模式的選擇就越多,形成的交易機會就越多。試圖將票據作為質物的擔保形式局限于一種形式的觀點與做法,首先就違背權利多樣性的先天合理性。在票據質押的具體實務中,將票據質押效力在票據法范疇和物權法范疇予以界分,也有很具體的應用方式和很高的應用價值。

(一)最大限度維護票據質押活動中當事人的意思殘值

所謂“意思殘值”是指,當事人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而做意思表示時,其意思表示的內容總體不能構成其目的所指的民事法律行為,但其所余意思內容仍有相應的可予以結構的私法效果。對于意思殘值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按照意思表示本旨的完整性確定其意思效果,凡是不能達其本旨者,便認定其為無效之意思表示,不再產生任何私法上效果;另一是按照意思表示本旨的容納性確定其意思效果,即使意思內容不能完整實現其本旨意圖,但其所余內容仍可構成與其本旨相容的意思表示,于是仍就承認其所余內容的私法效果。如果民法以鼓勵交易而成就民事法律關系為價值取向,顯然對意思殘值的第二種處理方式為妥當做法。

在票據質押場合,須以制度措施維護當事人的擔保意思殘值,是極有必要的制度安排。若如“歸一論”所設場景,票據質押以設質背書為生效要件,如果有設質背書則票據質押有效,如果無設質背書則票據質押無效。但是在票據使用的實務中,其實還有第三種情形,即票據質押時雖有設質背書但其背書有瑕疵,并且不能通過票據解釋方式彌補該項設質背書的效力表達缺陷,由此導致該項票據質押在票據法上無效。例如,依據《審理票據糾紛規定》第55條的規定,“出質人在匯票上只記載了‘質押’字樣未在票據上簽章的,或者出質人未在匯票、粘單上記載‘質押’字樣而另行簽訂質押合同、質押條款的,不構成票據質押?!倍以趯崉罩?,出質人作設質背書存在記載瑕疵的情形還有:雖然在票據上簽章,但簽章不符合規定或有權限上疑問,如簽章屬于未注冊公章或與預留印鑒不符,簽字人票據代理權限不明等;或者在作設質背書時附加其他記載事項,且該事項影響設質背書效力,如禁止質權人向出質人以外的票據債務人行使票據權利等。如果按照“歸一論”的理念,這些情形中的票據質押不僅沒有票據法上的效力,同時也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這種完全拋棄當事人意思殘值效果的做法,實際上既有違當事人意圖,又不利于鼓勵交易。

在做票據質押而設質背書卻又無效的場合,固然不能構成有效的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但是在當事人意思表示中卻有足夠的另行構成私法效果的內容。其一,當事人有以票據質押進行擔保的明確意圖;其二,當事人用來擔保的票據為真實有效,其上所載財產權利有經濟價值;其三,出質人已將票據交付質權人占有,具有物權法上質權設定的行為外觀。在此情形下,若是只因設質背書缺乏票據法效力就完全否定當事人之間的擔保安排,顯然不妥。但若按照“并行論”的制度安排理念,在發生設質背書無效的情形時,對于當事人意圖建立擔保關系的意思殘值,賦予其可能構成物權法上票據質押的交易機會,顯然更為妥當。

由此看來,“歸一論”對票據質押效力認定只是預設了兩種情形:要么構成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要么構成無效質押;而“并行論”則對票據質押效力認定預設了三種情形:要么構成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要么構成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要么構成無效質押。顯然,無論是為了維護當事人意思還是為了鼓勵市場交易,有三種效果情形總是要好過只有兩種情形。

進而可議,《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58條即使按其字樣意義也是不周全的,存在著解釋體系性缺陷。因為在票據出質時,即使“當事人以背書記載‘質押’字樣并在匯票上簽章,匯票已經交付質權人”,在出現記載瑕疵情形時,可造成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無效,該條中所謂“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質權自匯票交付質權人時設立”,實在是有很大的法律適用風險。于此設質背書有效力瑕疵的情形中,若認可該項票據出質仍可構成物權法上的質押,將是既符合法律又符合當事人意思的合理選擇。

(二)更好地因應當事人對票據質押的特殊需要

如果站在質權人的角度,其在接受票據質押時,設定其有票據法上的效力總是優于僅有物權法上的效力,因為前者有較大的權利實現機率。但是,如何設質乃是基于出質人與質權人之間協商合意而定,在一定的交易條件下,出質人更有可能選擇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而質權人基于交易態勢為促成交易也可能接受出質人的交易安排,從而設立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

出質人提出設立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通常原因之一,是規避票據法對票據抗辯的限制,以有效保留己方抗辯權。如果設立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其質權人在行使質權時,只能與出質人協商處理。如果出質人有可抗辯事由拒絕質權行使,質權人只能通過訴訟程序請求強制執行。此時出質人可以在訴訟過程中,行使抗辯權來維護自己利益。

出質人提出設立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的另一個原因,是回避票據涂銷行為。如果出質人以票據設質擔保的債務履行期限在票據到期日之前,在主債務履行后,質權人應將設質票據返還出質人。如果雙方設立的是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在設質票據返還時,應將票據上的設質背書予以涂銷。但是,我國票據法并未規定涂銷制度,當事人實施票據涂銷行為可能會對票據的繼續使用,造成一定的不確定性。而如果設立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在主債務履行后返還設質票據時,就不需要進行票據涂銷。

因此,依《審理票據糾紛規定》第55條規定的情形,“出質人未在匯票、粘單上記載‘質押’字樣而另行簽訂質押合同、質押條款的”,經常會發生在當事人之間有特殊擔保交易安排的場合。對該條中“不構成票據質押”的認定處理,應認為只是不構成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其并未否認該項質押另可具有物權法上的效力。因而在《審理票據糾紛規定》第55條規定的情形中,該項質押方式可以構成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

(三)盡可能擴大票據的利用效益

票據是市場經濟社會的重要信用工具,一張票據被使用的次數越多,其經濟效用及信用效益就越大?!皻w一論”將票據質押限于票據法范疇,而“并行論”則將票據質押活動擴及票據法和物權法范疇。顯然,堅持“并行論”理念更能提高票據的利用效益。但是在票據使用中,票據當事人經常會出于特定目的而采取限制票據流通的措施,如出票人在票據上記載“不得轉讓”。按照“歸一論”的理念,既然出票人禁止該票據轉讓,其上所載之票據權利就缺乏流通性,因而對于其上有“不得轉讓”記載的票據,亦不得用于質押。但法律于此情形若如此處理,就減少了實際生活中可用于質押的票據數量。

作為設質標的物之票據可以轉讓,是票據質權得以實現的必要條件。以出票人記載“不得轉讓”的票據設定質押,確實沒有票據法上的效力,因而不能構成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但是,出票人在票據上作“不得轉讓”記載,只是禁止該票據以票據法規定的方式轉讓,并不是絕對禁止該票據的轉讓。因為出票人做“不得轉讓”記載,主要是為了“借此保留對收款人的抗辯權?!睂⒃撈睋d財產權利按照一般民事債權轉讓,既能實現持票人處分票據以實現特定經濟意圖的愿望,又不影響出票人保留票據抗辯權的期待。因此按照“并行論”的理念,對于出票人記載“不得轉讓”的票據,完全可以用于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這無疑擴大了可質押票據的應用數量。

“并行論”對出票人記載“不得轉讓”票據質押效力的態度,與《審理票據糾紛規定》第53條并不矛盾。按照該條規定,出票人在票據上記載“不得轉讓”字樣,其后手以此票據進行質押的,通過質押取得票據的持票人主張票據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該條規定在此情形下,質權人只是不能“主張票據權利”,并不否定其可以主張一般民事債權。因此該條規定表明,以出票人記載“不得轉讓”的票據出質,只是沒有票據法上的效力,但并不排除可以有物權法上的效力。

如果按照“歸一論”理念處理出票人記載“不得轉讓”的票據設質問題,只能導致該票據完全不能用于質押的結果。因為以出票人記載“不得轉讓”的票據出質,不具有票據法上的效力,而按照“歸一論”的思維方式,又否認可以存在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梢?,“歸一論”主張的處理方式不僅限制了持票人運用資產的權利,剝奪了當事人的交易機會,也使得票據利用效率無必要的降低。

 

 

 

就現行法建構的票據質押規范體系而言,票據質押可界分為票據法上的質押和物權法上的質押,其不僅有足夠的制定法依據,其間亦無任何票據法與物權法的規范沖突。特別是物權法關于票據質押的規定,完全有獨立的法律適用價值,并非只是維護質權種類體系性表達的形式化規范。因此,主張票據質押效力可在票據法和物權法之間有效界分的“并行論”是妥當觀點?!皻w一論”所認為的票據質押效力在票據法和物權法之間界分將導致法律沖突與實踐混亂的觀點,其實并無制定法實在狀況的支持,并且該觀點主要是因持論者語境設置與概念互釋不周備所導致的?;蛘哒f,只有明晰并互解物權法與票據法各自的建構理念及適用情形時,才會消解票據質押情形中票據法與物權法在觀念層面上的所謂“沖突”。

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與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相較,其質押標的有性質上的不同,前者為票據權利,后者為一般民事債權。因此兩類票據質押的質權行使方式是不同的:票據法上票據質押的質權人可向任何票據債務人主張權利,可以享有票據抗辯限制利益,可以用持票人名義直接行使票據權利;物權法上票據質押的質權人只能向出票人或承兌人主張權利,不能享有票據抗辯限制利益,并且只能通過與出質人協商或訴訟方式實現質權。但由此構成的兩類票據質押實際上豐富了當事人交易選擇,增加了交易機會,并提高了票據的利用效率。將票據設質界分為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和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押,并不只是一種學理意義上的類型劃分,而是具有實踐意義并且對票據應用實務有操作價值的制度區別?!皻w一論”消解了兩者間的區別,導致物權法上票據質押制度的立法價值降低和應用價值減損。

在判斷并表述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時,應當重視持論語境的結構性效用,避免將某一法律范疇的效力判斷未經有效互釋就直接用作另一法律范疇的效力判斷。對民事法律行為效力的認定,應當與具體依據或適用的法律密切相關。通常而言的“沒有法律效力”,實際上是隱含語境的表達方式,準確的表達應當是“沒有某某法律上的效力”。但由于人們通常是在同一法律語境下表達意涵,因此“沒有法律效力”的表達方式通常不會引起歧義。但是在票據應用尤其是票據質押的場合,由于票據質押涉及不同法律上的效力認定,因此在認定票據質押效力時,其“沒有票據法上的效力”或者“沒有物權法上的效力”,就成為一定場合中的必要表達方式。因此在票據質押場合,在效力認定上有效界分具體判斷是發生于票據法范疇還是物權法范疇,是有效適用法律并提高效力判斷準確性的關鍵。

司法解釋必須關聯語境,以防出現體系性缺陷。在《審理票據糾紛規定》中,其所謂“沒有票據權利”“不構成票據質押”“不承擔票據責任”等,并無表達上的歧義與擴張。因為該種表達是在票據法語境中做出的,受票據法的體系限制。在理解審理票據糾紛規定中的“沒有票據權利”,不會超出票據法范疇去聯想到其也沒有一般的民事權利;理解其中的“不構成票據質押”時,也不會超出票據法范疇去聯想到“也不構成物權法上的質押”。但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則有所不同,該解釋是對民法典做解釋,其解釋內容與結論將影響對民法一般法的理解與適用,因此要特別防止出現體系性缺陷?!睹穹ǖ鋼V贫冉忉尅返?/span>58條以對特別法上票據質押的效力認定,來解釋一般法上的應用效果,必將引起實務上的混淆。會使人誤以為,票據出質時只要未能構成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當然也不能構成物權法上的質押。所以,如果沒有第58條的解釋,在票據質押的效力認定與界分上不會有什么問題;而有了第58條解釋,反倒引起認識與應用上的混亂。尤其是,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僅以一個條款的容量來解釋設質背書的效力認定,使得該項解釋失去體系或語境的補充與限制。如前所述,即使將背書記載“質押”字樣并簽章的匯票交付質權人,在一定情形下也未必構成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該條中所謂“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質權自匯票交付質權人時設立”,其實在一定情形下會導致法律適用上的失據或失度。因此,在做司法解釋時,應避免語境脫序潛移,避免出現體系性缺陷,這是探討票據質押效力問題時一個有益的聯想啟示。

 

作者:陳甦,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政法論壇》2022年第5期。

玖玖爱免费国产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