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京、林雅娜: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對家庭住房投資影響的實證研究

作者: 時間:2022-09-28 09:14:27 來源:《開發性金融研究》2022年第3期 瀏覽:460 次

摘要:區域金融生態環境中的構成要素能否較好解釋家庭住房投資及其變動原因,有待于理論與實證檢驗研究。本文以2017-2019年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數據為研究樣本,采用因子分析法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測度區域間金融生態環境差異,實證研究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對家庭住房投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不同區域金融生態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總體上對家庭住房投資具有積極影響,但各構成要素作用表現不一。為了實現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不僅需要進一步引導家庭合理、高效參與經濟活動,還需要有針對性地優化區域金融生態環境。

關鍵詞: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因子分析;家庭住房投資

 

近年來,住房問題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從投資的角度來看,住房作為家庭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直接關系到家庭資產配置選擇,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金融市場穩定性。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和螞蟻集團研究院聯合發布的《疫情下中國家庭的財富變動趨勢——中國家庭財富指數調研報告(2020年度)》數據顯示,我國家庭對住房投資熱情不減,計劃購房的家庭比例逐季增加,從第二季度的8.4%到第三季度的9.3%,再到第四季度有11.6%,且分布在多套房上的住房貸款有逐年遞增的趨勢,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國家庭的債務風險。

我國的國土面積遼闊,東西部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速度各異。不同區域間的金融生態環境差異不僅反映了區域發展水平的差異,也影響著區域內微觀個體的投資決策,從而對家庭住房投資行為產生重要影響?,F有文獻主要梳理了影響家庭住房投資的財富效應、擠出效應等內部影響因素,而較少針對其所處的區域金融生態環境這一重要的外部影響因素做詳細分析。區域金融生態環境中的構成要素能否較好解釋家庭住房投資及其變動的原因,是一個有待理論與實證研究的問題?;诖?,本文參考借鑒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嘗試構建由政府治理、經濟基礎、金融發展與社會環境等四個維度支撐的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對區域金融生態環境進行測度,并進一步引入回歸模型實證檢驗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對家庭住房投資的影響,為優化政府行為和個人決策提供參考。

 

一、相關研究述評

 

(一)金融生態環境研究成果述評

金融生態概括了金融運行過程中的全部環境要素。廣義的金融生態可以被認為是金融運行的所有外部環境,包含了經濟、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影響金融的各種要素。狹義的金融生態是指微觀層面的金融系統環境,包含了中介服務體系、法治環境、審計與會計體系等內容。目前學界對金融生態環境的研究成果主要圍繞對金融生態環境的評價及金融生態環境的影響兩個方面展開。

在對金融生態環境評價的研究方面,大多數學者通過構建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進行實證分析。中國人民銀行洛陽市中心支行課題組(2006)主張多采用質量指標以保證評價結果的公平,運用層次分析法設計包含3個目標層、14個準則層構成的90項定量指標及37項定性指標的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王玥等(2009)創新性地將原始指標層客觀賦權與子項目層主觀賦權相結合,實現組合賦權的加權分層神經網絡模型應用于區域金融生態評估。孫毅、徐明棋(2013)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別測度了長三角地區金融生態系統的效率和發展水平,并基于此進行聚類分析評價該地區金融生態。趙然(2015)借鑒生態學原理,運用熵值法構建三大方面38項指標的金融生態環境評價體系對中部六省的金融生態環境進行了綜合評價。吉萍(2019)運用因子分析法構建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進而對中國各區域金融生態進行聚類分析其空間差異性得出綜合評價。

在對金融生態環境社會經濟效應的研究方面,學者們探討了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穆獻中、呂雷(2017)利用2006-2015年京津冀地區13市面板數據,通過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實證分析發現,金融生態環境各要素作用效果各異,但是各要素及總體對經濟發展均具有積極影響。李倩、息巨迎(2021)通過空間誤差模型實證分析發現,金融生態環境對區域經濟增長總體上具有正向影響,但是不能忽視金融發展存在輕微反向影響。也有一些學者從企業、家庭等視角對區域金融生態產生的影響進行研究。魏志華等(2014)突破金融發展單一維度,通過實證分析,提出金融生態環境在緩解企業融資約束中發揮著積極作用,并進一步指出中小企業及民營企業得益于良好金融生態環境中釋放的商業信用及銀行貸款。雷新途、徐青原(2018)以2013-2014年3798個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理論與實證相結合得出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差異與企業資產結構的區域差異具有一致性。伍再華等(2017)選取2006-2013年全國除西藏和港澳臺地區外30個省級區域面板數據,構建動態面板模型基礎上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實證分析,認為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總體上對家庭借貸規模變動具有積極影響,但是在各構成要素及不同區域間的影響力方面具有差異性。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學術界關注金融生態環境指標體系構建及評價的實證研究成果顯著,涵蓋了層次分析法、神經網絡分析法、數據包絡分析法、熵值法、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多種主客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評價體系。在對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產生的經濟效應的研究方面,學界的研究成果從側重于對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進一步拓展到探究金融生態環境與產業升級、企業融資、城鎮化發展之間的關系。但學界現有研究成果缺少從金融生態環境對家庭部門經濟行為影響的相關分析,從金融生態環境對家庭住房投資的角度進行研究的相關成果更是少見。

(二)住房投資研究成果述評

近些年來,房地產市場波動與房產供需矛盾凸顯使得學界對住房投資的研究逐漸增多。學者們對家庭住房投資的研究主要基于兩個維度:一是探究住房投資對家庭資產配置的影響;二是探究住房投資與利率、公共資源供給等外部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

住房投資是家庭風險金融投資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許多研究致力于分析兩者之間的關系。吳衛星等(2010)通過分析中國居民家庭投資結構變化得出住房投資對投資者在流動性資產上的投資具有明顯的擠出效應。高玉強等(2020)通過建立跨期資產決策模型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家庭住房投資通過家庭可支配收入這一中介機制發揮作用,顯示出對家庭風險資產投資的擠出效應。同時提出,擠出效應在城市家庭、流動性資產較低和負債水平較高的家庭作用更為突出。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盡管已經有許多學者對住房投資與家庭參與風險金融市場決策之間的關系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認為住房投資將會產生擠壓效應或財富效應,但是現有研究成果并未明確兩種效應之間最終的作用效果。

另有研究表明,影響住房投資的因素廣泛,不僅有來自家庭的消費能力與投資偏好等微觀因素,也有購房政策和公共資源供給等宏觀因素。劉洪玉、鄭思齊(2003)認為住宅資產在居民家庭資產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發揮平衡資產、分散投資以及抵御通脹效應。呂學梁、馬玉潔(2021)以住房為中介機制,實證檢驗子女性別對家庭風險金融資產投資參與廣度和深度的影響。楊贊等(2014)集中探討了住房價格與消費的關系,微觀上測定顯示住房價格波動對擁有不同住房數量的家庭的消費影響相對一致,宏觀上測定顯示住房價格波動的區域差異對不同區域家庭消費產生不同影響。楊小科、王晶(2018)分別實證檢驗資本增值與公共品的改善是否對城鎮家庭住房投資存在驅動力量,發現2006-2015年間中國城鎮家庭住房投資受資本增值的影響較大,但是公共品對提升住房投資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住房投資是家庭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界對影響家庭住房投資因素的研究廣泛。從探討住房投資與家庭收入、風險偏好、年齡結構等微觀影響因素進一步拓展到政策、利率、公共資源供給等宏觀視角,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紤]到我國區域間發展水平存在著明顯差異,可能從政策、經濟水平等方面同時對家庭住房投資產生影響。又考慮到現有文獻幾乎沒有分析金融生態環境對家庭住房投資的影響,因此,本文嘗試實證分析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對家庭住房投資的影響。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可能的創新

基于上述對學界研究成果的梳理,本文嘗試探究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對家庭住房投資的影響。具體研究思路如下:一是從金融生態環境入手,構建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因子分析法測度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金融生態環境差異。二是根據家庭住房投資相關理論分析金融生態環境對家庭住房投資的影響機理,從政府治理、經濟基礎、金融發展及社會環境四個維度選取代表性指標設計回歸模型實證分析研究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對家庭住房投資的影響。三是在此基礎上,得出研究結論并提出相應的完善建議。

由于國內外研究較少聯系金融生態環境與家庭部門的經濟行為,更鮮有從住房投資這個角度出發探討二者之間的關系。因此,本文從測度金融生態環境的區域差異入手,檢驗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與家庭住房資產配置相關性,一方面可以為住房調控問題提供決策參考,另一方面也可以豐富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微觀經濟效應研究。

 

二、我國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與測評

 

(一)評價指標體系建立

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繁多,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研究角度與方法出發,對評價指標的篩選與確定存在一定的差異。本文借鑒參考王國剛、馮光華等(2015)的研究成果,結合金融生態環境的具體釋義,構建了政府治理、經濟基礎、金融發展、社會環境四個準則層(14個指標層)的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具體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需要說明的是,從2005年起,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開始啟動中國城市/地區金融生態環境評價的專題研究項目,并于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和2015年五次發布中國城市/地區金融生態評價報告。鑒于其研究具有體系性、成果較為成熟,故本文主要參考借鑒中國地區金融生態環境評價研究項目專題研究報告選取評價指標。其中,在社會環境評價方面的法治環境、地方政府債務和誠信文化部分,中國地區金融生態環境評價研究項目采用問卷調查主觀評分方式進行分析。鑒于數據可得性及客觀指標數據的客觀有效性,基于教育利于培育誠信文化氛圍、失業人數和不良貸款率影響社會法治安全的假設,本文在這部分選取人均公共預算教育經費、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及不良貸款率作為誠信文化和法治環境的評價指標。

 

 

(二)區域金融生態環境測度

參考借鑒王國剛、馮光華等(2015)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進行指標篩選??紤]到各省份經濟發展一定時期具有穩定性以及數據可得性,本文最終選取2017-2019年除了港、澳、臺之外的我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數據進行分析。以2019年的數據處理結果為例說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金融生態環境因子得分。

1.數據標準化及檢驗

為了使數據具有可比性,本文標準化采用Z標準化,即均值為0,方差為1。對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數據進行KMO和Bartlett球形度檢驗,其中本文KMO的值 0.729大于0.5,一般適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檢驗的顯著性水平為0.000,遠小于0.05的數值,變量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關系,可以對此進行因子分析。

2.提取公因子

根據特征值大于1,最終提取出3個公因子,特征值分別為7.142、2.998和1.278,對應的方差貢獻率分別為 42.580%、21.704%和17.274%,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81.558%。如表2所示,這三個因子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原始指標的方差信息,能夠較好反映初始指標。

 

 

選擇最大方差正交旋轉法進行因子旋轉,得到旋轉后的公因子成分矩陣及因子得分系數矩陣,如表3所示??梢钥闯龅谌a業增加值占比、金融業增加值占比、財政收入/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標在因子1上載荷較大,反映的是經濟基礎和金融發展,因此將因子1命名為經濟金融因子;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總額/GDP、房地產業增加值占比、城鎮登記失業人數、財政自給率等指標在因子2上載荷較大,集中體現了政府治理水平,因此將因子2命名為政府因子;不良貸款率、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比率、人均GDP等指標在因子3上載荷較大,較大程度上反映社會環境發展變化,因此將因子3命名為環境因子。

 

 

3.計算綜合得分

由各個指標標準化值和因子得分系數矩陣中因子得分系數可得出各因子的得分。為了更加客觀,選取3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除以累計方差貢獻率為權重計算因子加權總分,從而對各個地區進行綜合評價。其中Xi(i=1,2,3…14)為指標標準化值,Aij(j=1,2,3)為各因子成分得分,計算公式如下:

 

                                                           (1)

各地區綜合得分:

F=0.5221*F1+0.2661*F2+0.2118*F3                                      (2)

從而得到2019年31?。ㄖ陛犑?、自治區)的金融生態環境因子得分,如表4所示:

 

 

依據同樣的方法可以測算出2017-2019年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得分進行對比,詳見表5。根據表5可知,一是北京、上海的金融生態環境綜合得分穩居前列,浙江、江蘇、天津、海南、福建等東部沿海省份得分均為正,基本維持在全國前十名,中西部省份得分多為負,區域間金融生態環境差異較大。二是除個別省份外,各?。ㄖ陛犑?、自治區)2017-2019年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綜合得分排名波動幅度較小,基本維持在5名以內浮動,說明區域內金融生態環境在一定時期內具有平穩性。三是西藏、陜西分別在2018年和2019年表現突出,排名大幅上升,值得持續關注。

 

 

三、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對家庭住房投資影響分析

 

(一)實證假設的提出

假設一:政府治理與家庭住房投資正相關。

之所以提出該假設,是因為政府治理能力與區域金融生態環境是否具有活力息息相關。本文主要采用財政平衡與政府規模兩個方面的指標來表示。一方面,積極的政府治理能夠處理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與市場化的關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充分釋放市場活力,有利于為家庭資產配置提供多樣化的選擇。另一方面,區域間不同的住房調控相關機制如房地產交易、租賃、抵押、中介服務、監管等存在差異,加上政策落實的具體化要求不一,造成區域吸引力差異化,將會切實影響家庭住房投資。

假設二:經濟基礎與家庭住房投資正相關。

之所以提出該假設,是因為經濟基礎是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基礎要素。經濟基礎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方面。一個地區經濟基礎越好,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越能夠促進資本、資源等要素流動,促進市場健康有序發展,為區域內微觀主體提供良好的投融資環境。同時,區域內較為合理的經濟結構輔之完善的基礎設施有利于縮小區域內差異,帶動整個區域協同發展,促使家庭靈活進行住房投資,減少集中投資于市中心地帶。反之,如果缺乏合理的經濟結構、完善的基礎設施等,將使家庭住房投資具有一定程度的集中。

假設三:金融發展與家庭住房投資負相關。

之所以提出該假設,是因為金融發展是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直接影響因素。金融發展主要涉及金融效率、金融市場發展活力等方面。對于家庭參與金融風險市場對住房投資更多表現為擠壓效應還是財富效應,目前學界尚存在一定的爭議。筆者認為,規范、繁榮的金融市場能夠為投資主體多樣化資產配置提供豐富的金融產品,有利于增強微觀主體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從而提升投資信心,提高家庭金融風險投資參與度。因此,筆者假定金融發展與家庭住房投資具有負相關關系。

假設四:社會環境與家庭住房投資正相關。

之所以提出該假設,是因為社會環境關系著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整體發展空間。本文主要采用法治環境和誠信文化兩方面的指標來表示。一個地區法治越完善,誠信文化氛圍越濃厚,其產生的輻射效應越能夠吸引產業、人才聚集,帶動當地住房市場發展。同時,良好的法治和誠信環境能夠維護市場交易安全,降低資產損失率,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微觀主體穩定投資住房。

(二)指標選取及變量定義

由于時間序列數據難以判定金融生態環境各構成因素對家庭住房投資的影響,故選取2019年截面數據,采用多元回歸模型進行分析。

1.指標選取

首先通過因子分析法對區域金融生態環境體系四個方面指標數據進行篩選, 找出貢獻率最大的因子,作為回歸模型分析的自變量指標。以經濟基礎的評價指標為例,綜合因子的標準差及貢獻率見表6。

 

 

其中第一主成分的貢獻率達到 72.572%,前兩個因子的貢獻率已經達到90.698%。由于只提取了一個因子,無法旋轉,故可得經濟基礎因子成分矩陣見表7。

由表7可以看出: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房地產業增加值占比、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四個指標在第一因子上都具有較高載荷,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載荷因子最大,該因子對經濟基礎的影響力最大,因此可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代表區域金融生態環境中經濟基礎的主要因子。

 

 

依據同樣方法可得,財政收入/GDP和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總額/GDP作為代表區域金融生態環境中政府治理的主要因子,保險密度作為代表金融發展的主要因子,人均公共預算教育經費和不良貸款率作為代表社會環境的主要因子。

2.變量定義

模型的被解釋變量為能夠描述家庭住房投資的指標。由于居民住房投資主要是商品房,難以收集到全國各省市農村自建房數據,因此選擇人均住宅商品房銷售額及人均住宅商品房銷售面積代表住房投資來判斷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對家庭住房投資的影響。本文選用財政收入/GDP、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總額/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險密度、人均公共預算教育經費和不良貸款率作為解釋變量,住宅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為控制變量進行回歸分析。本文所研究指標具體如下表8:

 

 

(三)模型設計

本文假設我國家庭根據當年資產收入進行投資,即投資決策是理性的,能夠有效應對投融資環境變化決定家庭投資行為。這樣能較為合理地反映家庭住房投資,被解釋變量也能較好體現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變化如何影響家庭住房投資。

為了更嚴謹揭示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對家庭住房投資的影響,根據上文假設,實證研究分三步進行:首先,構建只含金融生態環境單個方面和控制變量、以人均住宅商品房銷售面積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的模型1-4,考察前述實證假設是否成立;其次,建立含有金融生態環境代表性指標體系的多元回歸模型5,考察金融生態環境中不同層面因素對家庭住房投資影響的差異;最后,以人均住宅商品房銷售額為被解釋變量,重復上述第一步和第二步為對照組。設定模型如下:

模型1:Yi=β0+β1*Z1+β2*Z2+β7*Z7+ε

模型2:Yi=β0+β3*Z3+β7*Z7+ε

模型3:Yi=β0+β4*Z4+β7*Z7+ε

模型4:Yi=β0+β5*Z5+β6*Z6+β7*Z7+ε

模型5:Yi=β0+β1*Z1+β2*Z2+β3*Z3+β4*Z4+β5*Z5+β6*Z6+β7*Z7+ε

其中,Yi為被解釋變量,代表家庭住房投資的各項指標,即為人均住宅商品房銷售額和人均住宅商品房銷售面積。Z1,Z2,Z3,Z4,Z5,Z6為解釋變量,β0為常數項,ε為其他未解釋擾動項,β1,β2,β3,β4,β5,β6為解釋變量系數。住宅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理論上也會影響家庭住房投資,故將其作為控制變量Z7引進模型,β7是控制變量系數。

(四)回歸結果及分析

1.實驗組回歸結果分析

 

 

從金融生態環境對家庭住房投資影響的整體多元線性回歸結果來看,修正后的R2為53.8%,F值為5.992,F檢驗顯著,說明該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模型的線性關系顯著。

其中,財政收入/GDP、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總額/GDP對人均住宅商品房銷售面積系數負相關,財政收入/GDP和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總額/GDP均通過顯著性水平為5%的T檢驗,則原假設1不成立。即政府治理與家庭住房投資不存在正相關關系。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對人均住宅商品房銷售面積系數正相關,F檢驗顯著,且通過顯著性水平為10%的T檢驗,則原假設2成立。即:經濟基礎與家庭住房投資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

保險密度對人均住宅商品房銷售額系數負相關,且通過顯著性水平為10%的T檢驗,則原假設3成立。即:金融發展與家庭住房投資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

人均公共預算教育經費對人均住宅商品房銷售額系數正相關,且通過顯著性水平為5%的T檢驗。不良貸款率對人均住宅商品房銷售額系數負相關,且通過顯著性水平為10%的T檢驗,說明原假設4成立。即:社會環境與家庭住房投資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

2.對照分析

 

 

從金融生態環境對家庭住房投資影響的整體多元線性回歸結果來看,修正后的R2為64.3%,F值為8.717,F檢驗顯著,說明該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模型的線性關系顯著。

其中,財政收入/GDP、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總額/GDP對人均住宅商品房銷售額系數負相關,財政收入/GDP未通過T檢驗,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總額/GDP通過顯著性水平為5%的T檢驗,且通過顯著性水平為5%的DW檢驗。對變量Z1與Z2取對數再次進行線性回歸,仍然呈現負相關,lnZ1未通過T檢驗,lnZ2通過顯著性水平為5%的T檢驗。結合實驗組回歸結果可知,無法說明財政收入/GDP對家庭住房投資的顯著影響,原因可能是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擠壓家庭收入且具有滯后性。故下面分析將舍棄這一變量在經濟意義上的合理性,則原假設1不成立。即:政府治理與家庭住房投資不存在正相關關系。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對人均住宅商品房銷售額系數正相關,F檢驗顯著,且通過顯著性水平為5%的T檢驗,則原假設2成立。即:經濟基礎與家庭住房投資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

保險密度對人均住宅商品房銷售額系數負相關,且通過顯著性水平為10%的T檢驗,則原假設3成立。即:金融發展與家庭住房投資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

人均公共預算教育經費對人均住宅商品房銷售額系數正相關,且通過顯著性水平為5%的T檢驗。不良貸款率對人均住宅商品房銷售額系數負相關,但是未通過T檢驗,說明原假設4成立。即:社會環境與家庭住房投資存在正相關關系,但是效果不顯著。

綜上,對照組回歸結果與實驗組的模型顯著關系基本一致,說明研究結論與假設2、3、4相符。經濟基礎、金融發展和社會環境對家庭住房投資影響較為明顯,政府治理對家庭住房投資的正向影響未能得到實證角度證實。但是“政府治理對家庭住房投資存在影響”這一結論應當是合理的,本文未能有效證實可能是政府治理具有長期性,其作用存在一定的滯后性。

 

四、研究結論與相關優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構建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以2017-2019年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數據測度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差異,引入回歸模型實證分析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對家庭住房投資的影響。主要結論為:

第一,從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得分評價來看,我國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具有較大區域間差異,金融生態環境總體上有待進一步完善。北京、上海引領東部沿海省份得分均為正,具有較為優越的金融生態環境,中西部地區均未突破零分,其投資吸引力表現一般。

第二,從回歸模型結果來看,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總體上對家庭住房投資具有積極影響,但是各要素影響的效果不一。其中,經濟基礎與社會環境都對家庭住房投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金融發展對家庭住房投資的影響呈負向,政府治理對家庭住房投資的影響方向尚不明確。但是,政府治理對家庭住房投資存在影響應當是合理的,其影響方向未能得到實證證實可能是政府治理的政策轉化時間跨度長,作用效果緩慢,難以在短期數據中集中體現。

(二)相關優化建議

家庭住房投資不僅是重要的經濟問題,同時還是十分重要的社會問題,穩定可持續的家庭住房投資對于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平衡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由前文分析可知,為了實現促進經濟健康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需要進一步引導家庭合理、高效參與經濟活動,并采取相應措施有針對性地優化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從優化區域金融生態環境、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角度來看,需要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進。

首先,進一步提高政府治理的水平,為優化當地區域金融生態環境提供有力支持,規范家庭住房資產投資行為。政府治理既是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重要評價指標,又是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政府治理水平的高低對家庭住房投資具有十分重要的正面影響,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刻不容緩。尤其是在當前建設服務型政府和大力優化營商環境的背景下,更是要注重在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方面多下功夫。提高政府治理水平需要長期堅持、久久為功。從優化營商環境的角度來看,需要以更嚴格的標準不斷提高政府的辦事效率,培育有創造力、競爭力和吸引力的區域金融生態環境“金字招牌”。從提升公共服務水平的角度來看,需要進一步加快建立和完善當地的社會保障體系,重點解決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一系列民生問題。從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角度來看,需要緊密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因城施策做好房地產的調控工作,既要做好家庭住房供給側保障,在現行住房政策體系下鼓勵以租代購、推進長租房市場發展、合理配置保障性住房;又要優化家庭住房需求側管理,減少投機性住房投資,促進人均住房面積合理化。

其次,聚焦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優化區域金融生態環境提供堅實的基礎,促進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經濟的基本面是影響當地家庭住房投資行為的關鍵性因素,因而必須予以高度重視。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存在較大的差異??傮w來看,在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可供用于家庭住房投資的資金較為充足,家庭資產配置相當比較合理;而在中西部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居民家庭資產投資趨于保守化,資產配置在整體上處于“亞健康”狀態。因此,應當既要充分認識到區域差異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充分發揮區域競爭的激勵效應,堅持“因城施策、一城一策”的調控原則,充分挖掘當地經濟發展潛力。要充分整合各類資源,聚集優勢特色產業成規模、成體系,形成高效經濟增長點,促進家庭財富的穩定增長。就住房投資領域來看,則應當在堅持“房住不炒”的原則下,實現房地產市場的由“堵”轉“疏”,充分利用房地產市場兼具有商品市場和資產市場的雙重屬性,實現住房市場化改革,真正發揮市場配置資源作用。

再次,充分激發金融市場活力,增強金融服務能力,加強金融監管與風險預警,確保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健康發展。從我國當前的家庭投資的現狀來看,家庭金融投資多集中于銀行儲蓄存款,家庭實物投資多集中于住房投資,對各類金融產品的投資占比遠低于具有同等資產規模的其他國家居民。家庭投資方式單一不僅容易導致風險集中,而且也不利于金融市場長遠發展。面對我國當前因金融市場發展不足對住房投資帶來的不利影響,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予以應對。一是要充分激發金融市場活力,加快完善國內金融市場層次體系建設,構建與國際接軌的市場化金融生態,促進家庭均衡投資。在具體實踐中,可以考慮在北京、上海等具有優越金融生態發展條件的地區進行金融創新與金融深化的試點改革,在浙江、江蘇、天津等東部沿海地區進行多樣化金融產品培育的試點工作,然后把成功經驗推廣到其他地區。二是要進一步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針對住房剛需,完善住房領域金融服務,滿足居民合理的住房貸款需求,支持房地產開發貸款平穩有序投放。三是要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完善金融風險預警制度,維護金融市場穩定與安全發展,守著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本底線。金融具有天然的脆弱性,金融監管的缺位容易引發系統性金融系統風險,因而必須加強金融監管,完善金融風險預警制度,確保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健康發展。

最后,要進一步加強法治建設、全面推進社會誠信文化建設,不斷優化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為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提供制度保障。相對于衡量區域經濟發展的各項“硬指標”,法治和社會誠信文化水平雖然是屬于“軟實力”的范疇,但卻對各種投資行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因此,必須充分重視法治和社會誠信文化制度體系建設,為家庭住房投資提供相應的制度保障。具體而言,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完善。一是要建立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征信體系,完善征信、授信和用信體系,實現誠信的“可視化”。二是要堅持法治和德治的有機統一,既要充分發揮法治對家庭住房投資行為的外在規范作用,又要充分發揮誠信文化對投資主體的內在約束作用,以良好的法治水平和誠信文化氛圍提升居民參與市場交易的信心。三是要大力推進文明城市建設,營造守信文化氛圍,讓法治和誠信水平建設成效顯著的城市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四是要充分發揮信用的激勵作用,在住房投資領域全面推進差別化信貸政策,加大對信用良好的投資主體的信貸優惠力度,形成有效的信用競爭機制。五是要加快推進區域差異化房地產稅收法律體系建設,充分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房地產調控政策,進一步促進住房配置的地區均衡化、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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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林雅娜,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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